寇恬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移民问题成为美国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特朗普政府抛出一系列激进改革举措，包括全面驱逐非法移民、废除“出生公民权”、扩大合法移民驱逐范围、抬高“金卡”门槛和启用“快速遣返”机制等。

截至2025年3月，已有约2.8万非法移民被特朗普政府驱逐出境，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已累计逮捕约11.3万人。特朗普的铁腕移民政策，尽管在短期内实现了其“驱逐大量非法移民”的目的，但也引发了美国移民社区恐慌、劳动力市场动荡以及国际信誉滑坡问题。长远来看，其政策效果还将受到美国司法系统制衡和社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在美国政治生态中，移民问题早已超越单纯的社会治理和“人道主义”范畴。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大规模驱逐，到拜登执政时期的“胡萝卜加大棒”摇摆政策，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边境沙皇”行动，移民议题已演变为两党争夺选民支持、撕裂宪政体系和重构意识形态的核心战场，暴露出美国政治极化的深层裂痕。

美国两党将移民问题“政治武器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利用移民问题大做文章，争夺选民票仓。 共和党将移民议题与“国家安全”捆绑，强调“主权优先”。特朗普上任数小时后，即发布行政令“保障各州免受入侵”，并以“确保美国南部边境安全”为名，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其策略实质是塑造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强硬形象，迎合保守派选民的主张。民主党则以“人权捍卫者”自居，通过“庇护城市”政策和入籍通道等举措，扩大政治基本盘。据统计，拜登执政时期的非法移民人数约为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5倍。马斯克曾抨击拜登政府“故意增加非法移民流入以维持民主党统治”。

二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中，争夺政策解释权。 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历史法律工具，通过极端化法律解释，在宪法框架边缘争取利益最大化。2025年3月，特朗普援引1798年《外国敌人法》，将非法移民定义为“国家入侵者”，试图绕过常规移民司法程序实施大规模驱逐政策。民主党则以司法手段遏制特朗普扩权。在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当日，华盛顿特区民主党籍法官博斯伯格即以“非战时状态”为由，紧急叫停其驱逐令。随后，特朗普又以“司法越权”为由，呼吁弹劾博斯伯格。为此，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罕见发声，反对政治干预司法。这场闹剧，凸显两党围绕移民问题的斗争已突破常规政策辩论，加剧了美国“宪政危机”。

三是在联邦与地方的拉锯战中，争夺权力主导权。 当前，美国移民治理已陷入“主权分裂”的困境。在拜登任内，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州等共和党主政州，通过得州参议院第4号法案（简称“SB4”）赋予地方警察移民执法权，在边境部署剃刀铁丝网、装甲车等军事化手段，同时将数万移民转运至纽约、芝加哥等民主党主政城市，制造人道主义危机攻击对手。民主党州则以“庇护城市”政策对抗，立法禁止市政资源配合联邦驱逐。这种“甩锅政治”导致政策执行碎片化，移民最终成为美国联邦与地方权限博弈的牺牲品。

四是将非法移民刻意“标签化”，争夺意识形态主动权。两党将移民问题视为“文化战争”的弹药，通过转移民众的关注度，掩饰其社会治理的无能。共和党借“反移民”强化白人保守主义认同，民主党则以“多元包容”标榜进步性。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提出废除DEI（多元平等包容）办公室，将移民问题与“反觉醒运动”捆绑，激发白人保守群体的文化危机感。此外，共和党还将非法移民塑造为美国贫富分化、低端岗位竞争的“罪魁祸首”，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族群对立，却回避了资本垄断和产业空心化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符号化操作，使移民从“人”异化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抽象载体。

下阶段，两党将围绕移民问题继续交锋，但相关立法改革因利益冲突难以推行。2024年，两党参议员为构建移民庇护制度，提出《2024年紧急国家安全补充拨款法案》。但该法案却因选举利益而删除所有移民条款，最终沦为对外援助工具。未来，移民政策调整或更多依赖总统行政令，导致规则随政党轮替反复逆转。展望202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需复盘2024年的失利，重新思考其过往移民政策。若特朗普施行的强硬移民政策引发重大人道主义灾难或社会舆论争议，民主党必将抓住机会借题发挥，对共和党予以猛攻。

未来，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亦将冲击移民政策。预测数据显示，2045年至2050年，美国白人占比将低于总人口半数。为巩固各自选举基本盘，两党在移民问题上均不会轻易妥协、退让，或最终走上更加极端的路线。

两党围绕移民问题展开的激烈争斗，凸显了美国政治体制的顽瘴痼疾。当行政扩权挑战三权分立、联邦制让位于政治斗争、结构矛盾淹没于意识形态时，移民的人权诉求只能沦为党争“权力游戏”中的棋子和被摆上谈判桌的筹码而已。

编审：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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